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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
  儿童时候,我浙江海宁老家有个长工,名叫和生。他是残废的,是个驼子,然而只驼了右边的一半,形相特别显得古怪。虽说是长工,但并不做什么粗重工作,只是扫地、抹尘,以及接送孩子们上学堂。我哥哥的同学们见到了他就拍手唱歌:“和生和生半爿驼,叫他三声要发怒,再叫三声翻跟斗,翻转来象只瘫淘箩”。“瘫淘箩”是我故乡土话,指破了的淘米竹箩。
  那时候我总是拉着和生的手,叫那些大同学不要唱,有一次还为此哭了起来,所以和生向来待我特别好。下雪、下雨的日子,他总是抱了我上学,因为他的背脊驼了一半,不能背负。那时候他年纪已很老了,我爸爸、妈妈叫他不要抱,免得两个人都摔跤,但他一定要抱。
  有一次,他病得很厉害,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,拿些点心给他吃。他跟我说了他的身世。
  他是江苏丹阳人,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,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。家里积蓄了几年,就要给他完婚了。这年十二月,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。这家财主又开当铺,又开酱园,家里有座大花园。磨豆腐和磨米粉,工作是差不多的。财主家过年要磨好几石糯米,磨粉的工夫在财主家后厅上做。这种磨粉的事我见得多了,只磨得几天,磨子旁地下的青砖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脚印,那是推磨的人踏出来的。江南各处的风俗都差不多,所以他一说我就懂了。
  只为要赶时候,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点、十一点钟。这天他收了工,已经很晚了,正要回家,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:“有贼!”有人叫他到花园去帮同捉贼。他一奔进花园,就给人几棍子打倒,说他是“贼骨头”,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,还打断了几根肋骨,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。他头上吃了几棍,昏晕了过去,醒转来时,身边有许多金银首饰,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又有人在他竹箩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银和铜钱,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。贼赃俱在,他也分辩不来,给打了几十板,收进了监牢。
  本来就算是作贼,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,但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。在这段时期中,他父亲、母亲都气死了,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。
 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,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。有一天在街上撞到,他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,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。他也不逃走,任由差役捉了去。那财主少爷只是受了重伤,却没有死。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、师爷和狱卒,想将他在狱中害死,以免他出来后再寻仇。
  他说:“真是菩萨保佑,不到一年,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,他老人家救了我命。”
  他说的老爷,是我祖父。
  我祖父文清公(他本来是“美”字辈,但进学和应考时都用“文清”的名字),字沧珊,故乡的父老们称他为“沧珊先生”。他于光绪乙酉年中举,丙戍年中进士,随即派去丹阳做知县,做知县有成绩,加了同知衔。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“丹阳教案”。
  邓之诚先生的“中华二千年史”卷五中提到了这件事:
  “天津条约许外人传教,于是教徒之足迹遍中国。莠民入教,辄恃外人为护符,不受官吏钤束。人民既愤教士之骄横,又怪其行动诡秘,推测附会,争端遂起。教民或有死伤,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,勒索巨款,甚至归罪官吏,胁清廷治以重罪,封疆大吏,亦须革职永不叙用。内政由人干涉,国已不国矣。教案以千万计,兹举其大者:
  “……丹阳教案。光绪十七年八月……刘坤一、刚毅奏,本年……江苏之丹阳、金匮、无锡、阳湖、江阴、如皋各属教堂,接踵被焚毁,派员前往查办……苏属案,系由丹阳首先滋事,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……“(光绪东华录卷一O五)
  我祖父被参革之前,曾有一番交涉。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,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。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,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,回报上司: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,数百人一涌而上,焚毁教堂,并无为首之人。跟着他就辞官,朝廷定了“革职”处分。
 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,读书做诗自娱,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。他编了一部“海宁查氏诗钞”,有数百卷之多,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(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,后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)。出丧之时,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。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。据我伯父、父亲们的说法,那两人走一里路,磕一个头,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。对这个说法,现在我不大相信了,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。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,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。
  前些时候到台湾,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。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,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。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,言下很是赞扬。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。
  和生说,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,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,得知了和生的冤屈。可是他刺人%E8%A1%8C%E5%87%B6,确是事实,也不便擅放。我祖父辞官回家时,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,就养在我家里。
 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。他的事迹,我爸爸、妈妈从来不跟人说。和生跟我说的时候,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,也没叮嘱我不可说出来。
 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。“连城诀”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,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。和生到底姓什么,我始终不知道,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。他当然不会武功。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。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,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。
 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,那时“明报”和新加坡“南洋商报”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“东南亚周刊”,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,书名本来叫做“素心剑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七七·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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