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庸,本名查良镛,生于1924年,浙江宁海人。 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,领尽风骚,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“唐宋以来巨族,江南有数人家”。 8岁那年,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《荒江女侠》,“琴剑二侠”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。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。之后,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,一睹为快。 15岁时,查良镛编写的《给投考初中者》一书出版,畅销省内外,初露才华。 17岁时,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:写一篇题为《阿丽漫游记》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,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。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:当一名外交官。抗战后期,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。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,整人打人,于是“行侠仗义”,打抱不平。谁知,他的“侠举”惹了祸,校方勒令他退学。“查少侠”只好离开校园,浪迹江湖…… 1948年底,查良镛被派往香港《大公报》工作。“身无分文走香江”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,而他与《大公报》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。 新中国建立初期,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,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,北上京都再敲“外交官之门”。由于种种原因,查良镛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。 查良镛重回《大公报》,不久就调到《新晚报》当副刊编辑。梁羽生正好也在《新晚报》任职,两人遂成朋友。他们一起下棋,一起写棋话,时常海阔天空闲聊--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。 1953,梁羽生以《龙虎斗京华》一书打响。 1955年,查良镛偶试身手,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,一举成名。“金庸”作为一个“神话”由此诞生。 50年代,查良镛、梁羽生、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,人称“三剑客”。 一日,他们突发剞想:在报上开设专栏《三剑楼随笔》,三人合写,以展现“三剑客”“社会时互放的光芒”,给“新派武侠”留下一段历史见证。 金庸自《书剑恩仇录》后,一发不可收。接着,《雪山飞狐》一出,石破天惊,全城争读。《射雕英雄传》更被视为“天书”,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,由此奠定。那年,查良镛34岁。 35岁那年,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,自立门户,创立《明报》。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,《明报》就会关门大吉;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,凭着他的武侠小说《神雕侠侣》和《倚天屠龙记》等,撑起《明报》大业,使《明报》得以苦苦维持下去。 1962年5月,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,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“逃亡潮”,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“明报”倾力倾情报道、评论“逃亡潮”,声名大噪,发行量倍增,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。 1960年,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,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,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,台湾当局指之为“毒素颇深”,是“统战书本”。 1965年年中,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,于是请倪匡“化笔”写《天龙八部》。查良镛旅欧回港,倪匡相告:“金庸,真不好意思,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!” 1965年底,查良镛创办了《明报月刊》。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、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、创办的,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。 “文革”期间,《明报》以及时、准确的中国报道,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,大放光芒。《明报》因而销路突飞猛进,正式确立大报地位。 1967年夏季,被称为“香港式文化大革命”的“暴动”发生,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“左派”骂为“汉奸”、“走狗”、“豺狼镛”。 《明报周刊》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,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。《明月》和《明周》这两颗星星,辉映着《明报》这个月亮。 查良镛有两支笔: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“世界第一侠笔”,另一支是写社评的“香港第一健行”。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,连国共两党政要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,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。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,最初是为了赚钱,而后是为了撑《明报》大业;到了60年代末期,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,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。于是,便有了政治寓言--《笑傲江湖》,以及社会问题小说--《鹿鼎记》。 1972年,金庸挂印封笔,金盆洗手。 封笔之后,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。经过10年的修订,一套15种共36册《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终于出版完毕。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,到贩夫走卒,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,各个阶层各个地方,到处都有“金庸迷”。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,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。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“真命天了”!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,由“十大宗师”的作品构成;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、古龙、梁羽生、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;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。 这正是:“武林”至尊,唯数金庸;风行天下,谁与争锋? 1973年春,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,还与蒋经国见面会谈。蒋是“金庸迷”,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,并非武侠小说,而是时政国是…… 查良镛在金门看到: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,大卡车和坦克车通告无阻,地上、地下,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…… 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,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。” 邓小平重新执政后,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:邀请他回大陆访问。查良镛,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:想见邓小平。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。邓小平看到报告后,在报告上写下批示:愿意见见查先生。见面时,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:“对查先生,我也是知名已久了!”一个是著名政治家,一个是知名政评家,两个人谈起政治,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,政见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来。 此次访问,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。廖承志说:“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,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,不过有些观点,我们并不认同。”“是的,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。”查良镛加应道。 在新疆天池,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--就是《书剑恩仇录》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。他兴奋莫名,习了两朵,带在身边,带加香港…… 回香港后,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,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-- “访问大陆回来,我心里很乐观,对大陆乐观,对台湾乐观,对香港乐观,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!”…… 中新社给《明报》开“小灶”,提供电讯稿给《明报》刊用;向来对中共热嘲冷讽的“哈公专栏”停刊;“反共”的报道和评论大大减少……有人说:查良镛“转”了。 查良镛表示:“我对中共的态度,是同意的支持,不同意的批评,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。” 1984年9月,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《联合声明》,香港从此进入加归祖国的过渡期,而查良镛有一段不寻常的、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。 1985年6月,中方委任查良镛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。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,查良锒登台发言,他以《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》为题,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。发言完毕,掌声热烈。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,称赞说:“你的发言好极了!” 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,各方各派意见不一,政制方案花样百出。群雄并起,不分上下,于是促成“武林大会”举行。查良镛主持“武林大会”,然而得不到积极的成果。“武林大会”决不出胜负输赢,查良镛于是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--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。 第一稿出来,遭到强烈反对。 与中文官员“密谋”一番后,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……。“新协调方案”略作修改,便成为政制小组的“主流方案”。 反对查良镛和“主流方案”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。为了平息风波,查良镛在《明报》撰写社评,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。谁知,“社评起风云”,引发更大的风波。香港有几十名学生游行示威,火烧《明报》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,指责查良镛“歪曲事实,断章取义”。 广州:12月6日,草委主任扩大会议通过“主流方案”,决定把它原封不动提交给草委全体会议讨论。 香港:仍然群情汹涌,抗议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。 查良镛:为息众怒,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,在《明报》连载12天。 1990年2月27日,邓小平、杨尚昆、李鹏、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《基本法》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。当天,《基本法》通过,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。查良镛说:“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!” 在《明报》创刊30周年、查良镛65岁那年,他下决心淡出江湖。1989年5月30日,查良镛卸任《明报》社长职务;1991年3月22日,明报企业挂牌上市,查良镛的持股量从80%减少为65%。 把明报企业推向市场,表明查良镛逐渐告别《明报》的决心。查良镛宣布退休,10多个财团上门来要求购买《明报》。最后,查良镛却选择了一个出较低价钱的智才公司,选择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当《明报》掌门人。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。 在英国,查良镛寄寓于牛津大学城,环境清幽, 学术空气浓厚。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镛,终于找到一处像圣地那样清幽的地方,酬其一贯神驰的牛剑之情。 1992年底,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“政改方案”,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,中方彭定康为“香港的千古罪人”。 查良锒对香港将来的政治制度有一贯主张,从来没有改变过,他忍不住又“重出江湖”,笔战彭定康…… 1993年3月,查良镛在北京会见了中共 中央总书记江泽民。 “查先生是久仰了,今日初次想见,我们十分欢迎……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、地理背景、中国文化传统、人情风俗等等。”江泽民说。两人谈政论文,话题广泛。 1993年4月1日,查良锒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。多年来一步步“淡出江湖”的“金大侠”,这次可是一退到底,退得干干净净。从此,他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《明报》。 “淡出江湖”的查良镛,过着平平淡琰、自由自在、无牵无持的生活。除了周游列国、游山玩水,更多的时候,他是在家里读书、研经、下棋、听音乐…… 但查良镛并未就此封笔。熟悉他的朋友们说,他将来很可能会写一两部历史小说。(选自冷夏的《金庸传》) |